题记 | 1349年，瘟疫肆虐，（伦敦）此处被祝圣为墓地。本修道院的墓地内埋有五万多具尸体，包括从当时到现在埋骨于此的人们。愿上帝能怜恤其灵魂，阿门！——查尔斯·克莱顿《英国瘟疫史》
黑死病
欧洲人永远忘不了14世纪的黑死病，这场大瘟疫所造成的影响，已经不是几本研究资料能说明白的了。可以说，这场大瘟疫，永久的改变了欧洲的命运。本篇文章，我们就从源头聊聊那场大灾难，尤其是聊聊伦敦的情况。
源起，卡法城上空的黑色尸体。攻城的蒙古大军
在14世纪的时候，世界各地的交流还非常有限，只有少数敢于冒险的商人，才会长途跋涉往来于各地之间。所以，要追溯数百年前一场大瘟疫的源头，无疑是非常困难的。幸好，当时有一位名叫加布里埃莱·德姆西的人，留下了一本名叫《1348年的瘟疫与死亡》的书，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线索。
我们的主角是远赴东方贸易的意大利商人，1346年的时候，蒙古人围攻他们经常落脚的塔纳城。这些商人只好逃亡到了热那亚人建造的卡法城，这是一座拥有高大城墙的商业性城市。蒙古人的大军来到卡法城之后，就将这里团团包围，开始攻城。
但是，他们的进攻并不顺利，这座位于黑海之滨的富庶城市，让蒙古人短时间内无法攻破。更糟糕的是，流行于部落间的鼠疫，开始在蒙古军中流行。大量的士兵病死，他们那恐怖发黑的尸体，被蒙古人用投石机扔到了卡法城内。
城市中的欧洲商人很快就被感染了——而烈性传染病最可怕的就是，最初的感染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。也许最初的卡法城居民，还会嘲笑城外的蒙古人，穷途末路，只能把自己人的尸体扔进来。除了增加城市清扫的工作量，还有什么用？
很快，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。人们纷纷被感染，死状凄惨。活着的人纷纷乘船逃离，他们以为只要远离卡法城，自己就安全了。实际上，这些人无意间成了“恶魔的帮凶”。
扩散，被邪魔跟随的商船。黑死病
黑死病即是鼠疫，在最初的欧洲，人们称呼这场灾难为瘟疫、大死亡等，直到数百年后，研究者才因为这场瘟疫的惨烈，称呼其为“黑死病”。其实，蒙古人对鼠疫并不陌生，他们可能早已经与其作斗争了。
美国学者威廉·麦克尼尔在《瘟疫与人》中，专门有一章论述了蒙古帝国对疾病平衡状态的颠覆。针对鼠疫，威廉·麦克尼尔写道：“……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……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，游牧民族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……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厄运。”
鼠疫一直都存在，只不过没有大规模的传播。曾经穿梭在欧亚大陆上的商队，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往返各个贸易城市。即便他们染上了鼠疫，也很可能死在漫长的路途中，很难在大城市传播瘟疫。
但是，商船改变了一切。卡法城的意大利商人，带着鼠疫开始四处传播。商船的第一站就是君士坦丁堡，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城市。加布里埃莱·德姆西记载：“船员们好像有邪魔跟着一样，一旦靠岸，便将死亡带给与他们打交道的人。”
紧接着，意大利商人从君士坦丁堡出发，开始沿水路返回欧洲，比如意大利商业重镇威尼斯。然后，商人们又把瘟疫带到了其他港口城市，再深入内陆，最后席卷整个欧洲。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约翰·坎塔库津写道：“疫情当时（1347年）在塞西亚北部流行，接着便穿越海岸，席卷了整个世界。”
黑死病的死亡率极高，人们很快就意识到，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大瘟疫。鉴于当时医生和教士都无计可施，人们只有等死——或者是趁着还没发病逃离，前往其他还未被传染的城市。
劫难，无路可走的欧洲人。死者很快就无人埋葬了
1348年初，感染鼠疫的商船回到了意大利。很快，意大利就沦陷了，此后就是整个欧洲。
其实，那些通过商船四处逃亡的人们，很多都意识到自己感染了鼠疫。但是，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们心存侥幸，当然也是对鼠疫的强传染性知之甚少，他们决定带着家人和朋友，四处逃窜。
欧洲人最初意识到，埋葬病死之人的尸体，可能会被感染，于是病死之人再也无人埋葬。之后，人们发现接触病死之人的衣物，也有可能被感染。资料记载，当时有四名士兵在热那亚一个空房子中捡到了一床羊毛床罩，当地人都已经病死了。士兵们盖着这床罩睡了一晚，第二天都发病死了……
死亡可怕，恐慌更可怕。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相信医生能帮他们，所以更喜欢找神父。结果，教堂和修道院也开始蔓延瘟疫，没有人能躲过一劫。加布里埃莱记载：“……多明我会虔诚的修士西弗雷多·迪巴尔迪……与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。还有那德才兼备的贝尔托兰·考克斯阿多修士，与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……”
对教会的信仰由此开始崩塌，鼠疫蔓延到什么地方，就会迅速让这里遍地死尸。人们只能漫无目的的逃亡，把恐慌带到更多的地方。
当然，人们也在想办法活下去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写道：“幸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。尽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样，但有一点相同：自私自利，毫无仁慈之心。人们避免接触病人，避免接触病人周围的一切，每个人心中只有自己。”薄伽丘亲眼目睹了鼠疫的惨状，当然也如实记载了人们活下去的方式。“自私自利”的最直白表现，就是远离人群，像薄伽丘《十日谈》中的年轻男女一样，躲在别墅中，终日欢宴，等待瘟疫过去。
当然，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祈祷，躲过瘟疫。《企鹅欧洲史》中有一段记载：
无法用词语描述巴塞罗那举行的祈祷和游行，成群悔罪者和拿着十字架的少女走过整座城市，虔诚祈祷。街道上挤满了人，许多人非常热诚，举着蜡烛大喊道：“上帝，怜悯我们吧！”看到这么人聚在一起，看到这么多光着脚的小女孩，谁的心肠都会软下来……
当然，我们知道祈祷游行毫无作用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就只能“自私自利”的躲起来了。
地狱，无处可逃的伦敦城。黑死病
从卡法城到君士坦丁堡，然后到意大利，然后西班牙、奥地利、匈牙利……瘟疫的传播越来越混乱，谁也无法确切说明，到底是哪里的难民感染了自己的城市。1348年底，从英格兰沿海城市蔓延的瘟疫，终于来到了伦敦城。
14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大城市，但完全不具备抵御传染病的能力，某种意义上说，这里是瘟疫“喜欢”的地方。当时伦敦的大多数街道都狭窄肮脏，房子拥挤在一起，低矮且无法通风。而且，整个城市也没有下水道，出门就是垃圾堆。
至于到底糟糕成什么样子，之后第二场大瘟疫袭来之时，爱德华三世给市长的谕令，能说明很多问题：“宰杀牲畜后，腐臭之兽血充满大街，内脏抛进了泰晤士河中。伦敦的空气腐臭污浊，易生疫病。如此肮脏污秽的行为，无休无止……”
如果想感受一下这种画面，现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2006年上映的电影《香水》，其中男主角出生的巴黎鱼市场，应该比较接近14世纪伦敦街道的情况。
这样的城市，对鼠疫毫无抵抗力。1349年的伦敦，如地狱一般，具体的死亡人数已经无法考证。如题记中所引述的内容，有些学者认为记录者显然夸大了死亡人数，整个伦敦在当年也不一定死了五万人。当然，也有学者认为死亡人数远远不止五万人……因为无法具体统计，我们也不再考证，找一些更加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。
前面也提到，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，教士就是他们最后的精神支柱。但是，伦敦修道院保留下来的资料显示，1349年的教士们，大多数没有逃脱厄运。
比如到了1349年5月，威斯敏斯特的圣雅各修道院医院，院长、所有的教友和修女都死了，只有一个人侥幸生存了下来。离伦敦不远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，修士们也一天天死去，“在当时众多的死亡者中，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附属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”。伦敦主教区的大量职位空缺，上帝也没能拯救修士们的性命。
绝望，灾难不仅仅是死亡。黑死病
人类社会一直都很脆弱，尤其是大城市。瘟疫所带来的影响，绝不仅仅是死亡这么简单，它对整个经济的打击更加严重。
原牛津大学教授索罗尔德·罗杰斯曾表示：“瘟疫给赫特福德庄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，足足用了三十年时间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、租的搁置等损失。”当然不仅是赫特福德庄园，伦敦也是，英国也是。
因为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，伦敦的各个行业都备受打击，短时间内难以恢复。而伦敦周边的庄园，则因为缺少劳动力，大片大片的荒芜了。如当时的文件《死后调查书》记载，白金汉郡的斯莱登庄园，受瘟疫的影响，磨坊主都死了，再也没有佃农来磨玉米了。庄园的另外一处地方，“所有的佃农除了一个活下来外，其他的都死了……”
活下来的农民数量稀少，导致土地无人耕种，庄园主收入剧减，贵族领主的没落由此开始了。
伦敦城的情况也很糟糕，罗切斯特主教区的教士威廉·迪恩记载：“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各行各业人手都缺得厉害，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。劳工十分叛逆，即使国王、法律或法院也约束不了他们，大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堕落、邪恶。”
中世纪大多数欧洲城市和伦敦一样，都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贸易，才得以发展的。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，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短时间内难以恢复。不过，这也逼迫新兴资产阶级行动起来，更加主动的高价雇佣劳动力，恢复生产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庄园制经济逐渐瓦解，资产阶级在困境中崛起了。
1349年的伦敦，仅仅是欧洲众多大城市的缩影。而黑死病带来的深远影响，一两篇文章也无法说清楚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人类面对灾难，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胜利，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